文艺学 荐读
在基督教欧洲，音乐从来都不是民族的。但至少音乐是大写的，“深奥的”。意大利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，把其语言强制应用到了演奏指示中，而其他国家并没有因此觉得被殖民了。原因很简单，大家都觉得音乐是国际语言，没有国界。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完全正确。事实上，如果我们拿欧洲音乐与其他大洲的音乐来对比，就能说明这完全是错误的。中国的音乐对我们来说，一点也不比中国的语言更具渗透力。而在欧洲，在巴洛克这一最具世界性的时代，民族的差异性也没有完全消失：在聆听一首乐曲时，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听出它属于意大利、法国、德国或英国的哪个“流派”。
有一种普遍流传的观点：这种国际风格一直盛行到十九世纪初，它甚至缩小了民族间的差异，直到贝多芬和浪漫主义之后，才有关于民族风格的讨论。这也是瓦格纳的意图，他在论述这位音乐家的书——特别是他自己的音乐理论——中写到，贝多芬将德国精神引入了十八世纪末衰退的音乐中，反映了“耶稣会人为的形式主义”。他继续写道：“我们知道，正是‘山那边’所惧怕和憎恨的‘德国精神’，在包括艺术领域在内的所有地方，对抗着欧洲民众精神的堕落，以求救赎。如果说在其他领域，我们已经赞颂过莱辛、歌德、席勒等人，将他们视为我们在这些腐朽废墟上的救星的话，那么现在我们要证明的是，对于音乐家贝多芬来说，正是通过他，用所有民族中最纯净的语言表达了自己，德国精神才将人类精神从深重耻辱中重新解脱出来。”
我很想同意他的观点——尽管它带有明显的沙文主义色彩(此文发表于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不久)——但条件是要把贝多芬的名字换成莫扎特。民族精神的觉醒，要早于瓦格纳预想的时间。雅致的音乐，在它世界性的外表下，蕴含着多样化的萌芽。原因很简单，音乐家对旋律与和声的创作天赋得到了发挥。音乐的灵感不仅来自高深与博学的组合，还来自一种本能，它可以追溯到母语的习得，甚至可以追溯到保姆哼唱的摇篮曲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它拉近了高深的音乐语言与大众语言的距离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